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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罪的性质、特征及相近罪名之界限

日期:2015-11-01

论寻衅滋事罪的性质、特征及相近罪名之界限

——析强行向“洗头房”推销避孕套案

李 勇*(悄悄法律人公众号)

(原文已发表于《刑事司法指南》总第39集)

一、基本案情 

2008年7月18日,被告人金某甲、刘某、李某、金某乙等4人预谋:“没钱花,向洗头房卖避孕套可以搞钱,如果店主不同意就吓他们,我们四人一起行动,这样能把店老板吓住,他们搞卖淫嫖娼,见不得光,不敢报警店”。后以每盒2.5元的价格购进避孕套100盒,至南京市小行里、应天大街、集庆路、双塘里等14家美容美发店(俗称“洗头房”),声称“我们没钱吃饭,卖点避孕套,每盒10元,不买就砸店、封门,坐在店里捣乱做生意,反正你们洗头房都进行卖淫嫖娼,见不得光,不敢报案”等相威胁,将避孕套以每盒10元的价格强行推销给上述场所,获取现金人民币1450元。2008年7月20日晚,被告人金某甲等人再次至南京市海棠里、汉中门大街、水西门大街等13家美容美发店,以同样的手段获取现金人民币970元。其中4家美容美发店,被告人金某甲等人没给避孕套,店主因害怕就都各自给了100元钱。

二、争议焦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4名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打着推销避孕套的幌子,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当场取得财物,根据《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钱财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4名被告人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多次强行推销避孕套,属于典型的强买强卖行为,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4名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不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轻微的暴力、胁迫手段,利用被害人开设“洗头房”从事卖淫不敢报警的心理进行要挟,强行索取财物,属于敲诈勒索行为,但数额没有达到定罪标准,[]不以犯罪论处。

第四种观点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具体理由见下文分析。

三、评析意见

我们认为,4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分析如下:

(一)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性质及特征

寻衅滋事罪一般是指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强拿硬要,随意骚扰,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式规定:(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其中的强拿硬要是指违背他人意志强行取得他人财物,可以表现暴力夺取,也可以表现为威胁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不需要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至于何种情况属于情节严重,尚无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是根据情节犯的基本原理,应当从财产的数额、行为的后果、手段、次数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4名被告人以推销避孕套为借口,连续两天对20余家美容美发店,强拿硬要,连续作案20余次,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1、从寻衅滋事罪的保护客体(法益)看

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刑法界一般将其客体(法益)界定为“公共秩序”、“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抽象化的界定不能满足解释本罪构成要件的需求,法益的精神化和抽象化会导致随意出罪入罪,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法益,而社会法益是由个人法益组成的,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体。社会法益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正如台湾学者陈朴生所言:“社会法益之社会,亦非脱离各个人之超过人的实体,究其极,亦不失为各个人之行为。故所谓社会法益,并非超个人之社会利益或价值。”[]

因此,要想对寻衅滋事罪的定性准确判断,就必须结合寻衅滋事罪的四种情形,具体确定其侵害的客体。比如,随意殴打他人或追逐辱骂他人,必定也侵害个人的人身安全和名誉,再结合本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那么与社会公共秩序相关联的一般的非特定人的人身安全和名誉就是此种寻衅滋事的客体。同样,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也必定侵害公私财产权,但是联系本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那么刑法规定此种形式的寻衅滋事罪的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保护财产权,而是与财产权相联系的社会生活的安宁、有序。

本案中,就单个的被害人来说,被告人的行为固然侵害了其财产权。但是,4名被告人夜间连续两日对同一城市10余条街区、20余家美容美发店疯狂作案,以砸店、捣乱做生意相威胁,强拿硬要,从案件的整体来看,其行为所侵害是与财产权相关的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定、有序,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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