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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权威解读

日期:2015-10-26

2015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就审理此类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这对于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维护正常的刑事追诉活动,加大对财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便于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现就《解释》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一、制定《解释》的背景和过程

  近年来,随着侵财犯罪数量的不断增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犯罪形式、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面对这种形势,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做了三方面修改:第一,行为方式增加了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其他方法法”;第二,犯罪对象从“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罪名也相应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三,提高了法定刑幅度,“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后,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又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解释》),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明确了对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之外的普通野生动物行为如何处罚的问题,指引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定罪标准和情节严重的标准存在很大争议:一方面,由于法律条文中没有规定数额,有些法院认为只要存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对数额很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敢宣告无罪。另一方面,因情节严重的标准模糊,也不敢适用三到七年的法定刑幅度,造成轻重失衡;对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把握不恰当,如某地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薛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被告人明知他人的财物系犯罪所得而实施了秘密窃取行为,法院认为秘密窃取系“其他方法”,认定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上述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在初步调研的基础上,成立了起草小组。

  起草小组针对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的标准等问题开展了讨论,起草了初稿,后数易其稿,并赴重庆、四川、江苏等省市调研,召开了由高中基层三级法院刑庭法官参加的调研座谈会,听取意见、逐条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后又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及四个刑庭、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意见,根据各部门反馈意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12月15日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征求了刑法学界部分知名专家的意见,又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的意见,形成送审稿。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0次、第1651次会议讨论通过。

二、《解释》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入罪标准

  虽然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在表述上没有数额或情节的要求,但仍有必要明确一个以数额为主兼顾其他情形的标准。理由是:1有利于突出重点从严打击此类犯罪的立法精神。近年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呈上升势头。刑法修正案(六)、(七)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做了重大修改,从行为方式、法定刑幅度、单位犯罪等方面体现出从严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但是,司法实践中,在适用本条规定时,却存在以罚代刑,或者将只需要治安处罚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罚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治安处罚和构成犯罪之间存在模糊地带。因此,如果不对此类犯罪从情节、数额等方面设定一定的入罪标准,那么可能导致某些应该作为犯罪处理的进入不了司法程序,而一些可以不以犯罪处理的治安案件,一旦起诉到法院,法院又不敢宣判无罪。因此,为体现既要突出打击构成犯罪的行为,又要确保惩治的准确性,避免以罚代刑的现象,有必要厘清行政处罚法和刑法适用的边界。而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本罪的入罪标准,出发点就在于使打击犯罪的依据明确化、统一化,避免随意性和不公平现象,更加合理和高效地打击犯罪。2.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本罪虽不是数额犯,但通过调研发现,本罪的上游犯罪多为侵财性犯罪,其中,盗窃的比例高达90%以上,诈骗、抢夺、职务侵占的比例占8%左右。可见,数额对于判断本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设定一定的数额标准,就有可能造成在一案中一人犯盗窃罪同时多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对本罪的处罚重于上游犯罪。3.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原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是行为犯、举动犯,其犯罪构成同样需要符合一定的构罪要件。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一个包括数额、情节等内容的入罪标准并不是改变本罪的性质,而是将言简意赅的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构成要件予以细化。虽然法律条文没有要求数额,但是,司法解释对没有设定数额标准的犯罪在数额上予以规定的先例不少,且实践证明将构成要件从数额上设置入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4.符合本罪的本质特征。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同时具有妨害刑事追诉活动和非法谋利的双重属性。本罪行为绝大多数都针对财产犯罪,因此对其以财产的数额进行限制具有合理性,而且犯罪对象财物的数额一定程度上能集中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也便于法院正确执行法律,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将该罪搞成严格的行为犯。5.符合原则性与例外性相结合的原则。《解释》对入罪标准在数额上设置标准,但又不惟数额论,就是考虑到一些犯罪数额不大,但危害不小,同样应定罪处罚的情况。《解释》对下列情况,虽然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额,但仍然规定要以犯罪处理:一是一年内曾因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再次实施此类行为的;二是明知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三是兜底条款,即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以及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进行追究的。6.与国际上对洗钱罪的零容忍态度并不矛盾。本罪在国际上属于洗钱罪的大范畴,依国际公约对定罪不要求数额。但是,我国刑法立法定罪加定量的模式与英美刑法立法定性的模式不同,而且我国对不构成本罪的轻微行为仍然会予以行政处罚,符合国际公约对于洗钱行为广泛开展打击的要求。

  《解释》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入罪标准分三类,即基本标准、特殊标准和兜底条款。

  1.基本数额标准。《解释》将本罪的基本数额标准设置为三千元至一万元。这个标准是经广泛调研和反复论证的,主要考虑到:(1)本罪的定罪标准与上游犯罪密切相关。虽然上游犯罪的范围很广,类型多样,但主要是盗窃、诈骗等财产类犯罪,故应结合盗窃、诈骗等主要上游犯罪的标准来确定,其构罪数额不应低于上游犯罪的构罪数额标准。(2)一些高院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数额标准,可作为参考。(3)已经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掩饰、隐瞒相应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构罪标准均在三千元以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4)虽然达不到规定的数额,但如果其他情节恶劣,应当以犯罪处理的,《解释》还同时有特殊标准和兜底条款的规定,能够有效地发挥刑法堵截犯罪的功能,无需担心基本标准太高带来法网疏漏的问题。(5)对达不到本项规定的基本数额标准,又不符合特殊标准和兜底条款情形的,不必一律进行刑事处罚,以体现刑法谦抑原则。如果有必要,可以根据治安处罚法进行处罚。

  2.特殊标准。由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仅仅是财产权,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刑法将本罪归位于破坏社会秩序犯罪中的第二节“妨害司法罪”。因此,犯罪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罪的危害性,在多数情况下是确定本罪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准,但本罪毕竟不是侵财类犯罪,犯罪数额绝对不是惟一标准。为此,《解释》根据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对虽没有达到一定数额,甚至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没有财产价值,但妨害司法秩序,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几种特殊情形作了入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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